贾妍：有猫有虎——从“林间”步入“人间”的埃及猫
文章转载自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公众号
从古王国时期猫在埃及艺术中开始出现，到中王国时期猫开始介入人的生活场景中并保持距离，再到新王国时期，猫最终被表现为与人同游、与人同坐的爱宠形象，艺术史中的埃及猫清晰无误地展示了千余年的时间里，它们一步步走近、再走进人的生活，并最终登堂入室，为人所驯养的线索。本期“世界”栏目推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贾妍老师《有猫有虎：从“林间”步入“人间”的埃及猫》一文，从古代埃及艺术中猫的“形”与“像”入手，尝试探讨自然界中的猫逐渐参与到人类社会活动与家庭生活中，从“林间”步入“人间”，也即被“驯化”的过程。部分内容，贾妍老师曾于2020年春季以“塔缪的理想——‘云养’一只埃及猫”为题在文研院“线上雅集”讲述。文章原载《美术学报》2022年第1期，引用请参考原文，感谢贾妍老师授权发布。
有猫有虎
从“林间”步入“人间”的埃及猫
文 / 贾妍
《诗经·大雅·韩奕》篇中形容韩地富庶曾言：“有熊有罴，有猫有虎。”可见在中国古人那里，猫虎并称可示丰裕。然而《诗经》中所谓之“猫”，恐怕并非今日人们熟悉的家猫，抑或尚未成为今日随处可见的家猫[1]。近年来的科学研究和考古证据都表明，“猫”这个物种似乎和人一样，同样有一个可能的“走出非洲”的过程，至少目前全球范围可知的驯化后的“家猫”都可以追溯到古代近东以及埃及[2]。2022年是生肖虎年，本篇借虎说猫，即想在开年之际讨一个“有猫有虎”的彩头。从艺术史的角度谈谈一度与虎并称的“猫”，是怎样以可观可读的“形”与“像”，一步步从“林间”走入“人间”，进入古人的世俗生活与信仰世界的，以稍慰十二生肖中有虎无猫的遗憾。
本篇选择的切入点是古代埃及艺术中的猫。之所以由此入手，一是因为古埃及人既是最早尝试在生活中驯养猫的民族之一[3]；也是最早尝试在艺术中表现猫的民族之一。现有的证据表明，大约在公元前3700年上下，古埃及人已经开始驯养小型猫科动物，特别是体型轻盈，性情也较为平和的“非洲野猫”了[4]。不过究竟这一驯化的过程是在何时完成的，很难准确考证。一些考古及古生物学家将后期埃及（公元前664年-公元前332年）的猫木乃伊进行群体基因检测后发现，这个时期的埃及猫已经具有了现代中东地区“家猫”的典型特征，而其基因的线性起源可以追溯到前王朝和早王朝时期[5]。当然，基因上的可能性还须得到考古证据的支持，就现有的发现来看，公元前2500年以前的埃及遗存中极少能找到猫的影子，应该表明彼时的埃及猫还没有达到可以与人和谐共居的程度，它们在埃及人世俗和信仰生活中的作用也远没有之后的三千年那么突出。
埃及人养猫，最初应该是从实际生活层面作出的一个人猫互惠的选择，这与古代埃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生态系统是紧密相关的。及至公元前4000年，埃及已经基本完成所谓的“新石器时代革命”，全面进入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定居型社会模式。农业生产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庄稼的看护以及粮食的贮藏问题，诸如天上飞的雀、地下跑的鼠，都可以对田地与粮仓造成侵害和威胁，其中尤以鼠为大患。中国古人有云：“鼠善害苗，而猫能捕鼠，去苗之害，故猫之字从苗”（[宋] 陆佃《埤雅》）[6]。对于仰苗而食的农耕村落而言，与鼠为敌的猫自然便成了天赐的护苗救星。
除了执鼠之能外，猫还有捕蛇之专。世代沿尼罗河而居的埃及人，日常生活中最常遭遇的凶险，就是遍布于沼丛泽洼、沙漠旷野间的蛇。古埃及留存的医/巫书中，关于治疗毒蛇咬伤的咒语和药方占了很大一部分[7]；而宗教文献里，从早期的《金字塔铭文》，到后来的《亡灵书》等，更是几乎把蛇等同于“危险”与“障碍”的符号来使用。正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既然蛇鼠之患造成对古代埃及人安稳生活的严重侵扰，而自然界中的猫与二者皆是天敌，那何不将它“收买”过来与人为友？
古埃及人最早可能是偶然观察到了野猫捕食的场景，于是开始有意舍弃一些食物，以诱使猫来到人所聚居的城市与村庄探访。这样一来，猫有了送到嘴边的吃食，也避免了成为其他动物的腹中餐，可谓一举两得；而对于人来说，养猫可以护仓廪，安家宅，宜出行，有百利而无一害。猫与人的“同居”，就是建立在这种各得其所的共生关系基础上的；彼此情感的培养则是下一步的工作，或者说是“先婚后爱”的过程。在后一个方面，显然埃及人走得更远，一路走到信仰的一端。
新王国开始（公元前1550年）以前，关于埃及猫的文献材料少之又少，所以要考证这一物种的驯化过程，主要还是要依赖考古及图像证据。猫最早出现在埃及艺术中，应该在古王国中后期。从第五王朝（公元前2494年-公元前2345年）起，视觉材料中可见零星猫的形象。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所藏的一件可能原属于第六王朝（约公元前2345-公元前2181年）的浮雕残片（图1），是猫在埃及的文物遗存中留下的最早的印迹之一。在浮雕残片上部，三只大体上呈“𓃠”型范式左向蹲坐的猫，以“品”字结构堆列于残片一角。三只猫的左上方，有一个缺失了半边的碗状符号，看起来与象形文字中的“𓎟”（nb）极为相像。𓎟字形最早得于“藤编筐”，后发展为象形文字中为数不多的表音符号之一，因而在埃及语中使用非常频繁。这个符号也可以单独拿出来用于纯图像语境中，表示“全部的”，或者“主君”之意[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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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浮雕“三猫图”
发现于利什特（Lisht）的中王国法老阿梅内姆哈特一世（Amenemhat I）金字塔群，可能原属于萨卡拉帕皮二世（Pepy II，约公元前2278–前2184年在位）祭庙
石灰岩 高34.6cm，宽38.1cm
古王国第六王朝
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馆藏号15.3.1708）
牛津大学埃及学家马莱克教授（Jaromír Málek）在1993年出版的专著《古代埃及的猫》一书中已经关注到了这块浮雕。按照马莱克的解释，猫的形象在这里是象形文字铭文的一部分，三猫叠写表示复数，与𓎟符号连起来，一并读作“猫城之主”。这个头衔应该是用以标注画面上主要人物，也即猫下方那位可能是男性神祇的人物身份。不过这位神祇究竟为谁，所谓“猫城”指在何方，今皆已不得而知[9]。如果接受马莱克的观点，那此处出现的三只猫不仅是埃及猫最早的图像证据之一，也是他们在象形文字中最早的出处所在。
顺着“驯养”的话题，这块古王国浮雕残片引起我格外关注的细节，在于三只猫的颈间似乎隐隐可见“项圈”的痕迹（图2）。事实上，林瑟利（V. Linseele）等人关于“猫在埃及的早期驯化证据”一文中也提及，在萨卡拉（Saqqara）发掘的一处比这更早的，来自第五王朝的墓室壁画中，也有一处描绘了一只戴着项圈的猫[10]。这种人为添加的饰物，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人对猫的所有权以及控制力，或可作为驯养的旁证。不过整体来看，古王国时期与猫相关的材料还是太稀少零散，很难就一两个例子对这个时期埃及人驯养猫的范围和程度作出准确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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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浮雕“三猫图”细部
进入中王国以后，猫在埃及的文献和文物中出现的频率明显增加，不过野性难掩。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出自中王国第12王朝早期（约公元前1990年-公元前1900年）的雪花石膏“𓃠”型容器（图3），可能是三维雕塑艺术品中最早刻画猫形象的一件[11]。在造型方面，这只石罐猫保持了象形文字中“𓃠”符号的整体形态，不过身体与神情的“紧张度”更高，肌肉塑造矫健有力、动感十足，显得与真实世界里的猫更为接近。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在官方刊发的文物图录中，将“野猫”直接列为这只石罐猫的条目名[12]，可能是因为无论从猫的体态还是神态来看，它都显出十足桀獗未驯的模样，与新王国以后常见的“家猫”形象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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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𓃠”型石罐猫
中王国第12王朝早期（约公元前1990年-公元前1900年）
雪花石膏镶嵌铜、水晶 立高14cm
出土地不详
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馆藏号1990.59.1）
和石罐猫在时代和形象上极为相近的，还有一只来自本尼哈桑（Beni Hasan）洪努霍太普二世（Khnumhotep II）墓壁画中的猫（图4左）。这只猫通体呈沙粽色，尾巴和前足有黑色条纹，头颈短小，四肢强劲，身型精干修长，在现代“非洲野猫”（学名Felis silvestris libyca）的体貌中仍能找到它的影子（图4右）[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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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左图为沼丛间的猫[出自本尼哈桑洪努霍太普二世墓（BH3），约公元前1919年-公元前1878年，霍华德·卡特（Howard Carter）摹]，右图为现代非洲野猫
洪努霍太普二世是第12王朝中期的一位贵族出身的地方大员，生活在公元前1900年前后，他的墓是现存埃及中王国时期保存最完好的墓葬之一。与同时代的贵族墓葬类似，洪努霍太普二世墓为依山凿穴而建的“石墓”，墓室分内外两间，皆以精美的壁画装饰。这只猫出现在外室东壁南侧一组捕鱼图里。东壁是系连外室与内室的通道所在，以门相隔，两侧墙面壁画呈南渔北猎的对称布局（图5）；小猫藏身在南侧近门处一丛茂密的纸草花间，不仔细看很难发现（图6）。在猫身前方的沼荡里，隐着几个鸟巢，里面有幼鸟和鸟蛋，它们应该是小猫捕食的目标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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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本尼哈桑洪努霍太普二世墓
外室东壁壁画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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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左图为沼丛间的猫（本尼哈桑洪努霍太普二世墓捕鱼图细部，黄色圈示为猫所在位置）；右图为线描捕鱼图全景（红色圈示为左图位置）
渔猎场景是自古王国晚期以降埃及贵族精英阶层十分喜爱的一个墓室装饰主题。在古埃及人观念中，尼罗河谷周边的沼泽地带是人世与荒野之间的边缘，那些栖息在荒泽中的未驯服的动物所具有的破坏力，会构成对和谐世界秩序——“玛阿特”（maat）的威胁，因而通过渔猎活动击败这些玛阿特的敌人，体现了人在和谐世界中的积极作用，也象征了古埃及人崇尚的“大道自然”[14]。在洪努霍太普二世的这幅捕鱼图里，尽管人和猫共处于同一个场景之中，但小舟上叉鱼的人与沼丛间捕鸟的猫各行其是，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可见的互动，抑或可察的情感系联。就此图来看，这里的猫显然尚被归于“自然”世界一边的，与墓主个别的“人生”关系尚远；但猫的出现足以说明它已成为埃及人对自然认知的一个重要部分。
中王国为数不多的猫图像中，就猫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提供进一步阐释空间的，还有一幅同样来自本尼哈桑的稍早时期墓葬壁画，墓主人名为巴凯特三世（Baket III），与洪努霍太普二世一样，也是当地的一位高官贵族。巴凯特三世的墓中有一处壁画捕捉到了一只带有些许家养属性的猫。这只猫现身于墓外室南壁东侧一个分层构图的场景中（图7），画面以水平图像带铺陈，描绘了备食、酿酒、捕鸟等日常生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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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猫鼠对峙图
出自本尼哈桑巴凯特三世墓（BH15）
中王国第11王朝（约公元前2055年-公元前2004年）
猫的形象出现在门道入口左侧下数第五层图像带，大体仍以“𓃠”型范式呈现，不过猫尾竖立，前足突进，有伺机而动之势，与洪努霍太普二世墓里的猫在姿态上十分肖似。猫的头侧特别以“榜题”标注“mit”（𓏇𓏏），即埃及语“猫”（mjw，象形文字写作𓏇𓇋𓅱𓃠）的阴性形式，表示画面中的是一只母猫（图8）。在猫的对面，与其处于同一水平线上，呈对峙状态的，是一只鼠（埃及语pnw，象形文字写作𓊪𓈖𓂂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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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猫鼠对峙图细部
这条图带具体描绘的是什么事件，并不是很清楚，不过在整幅以日常生活主题为基调建构的画面中，图带里的动物显然以某种方式参与到了人的社会行为中，并具有了以文字专门标注身份的重要性。此处的猫是否经过“驯化”未可尽知，但是就视觉语言的传达来看，它已脱离了其野外生存的大环境，处在图带中最贴近人的位置，并顺循人的视线，专门与鼠相对而立[16]，画面中“人→猫→←鼠”三者的站位、方向与姿态很好地传达出猫在此处“为人御鼠”的作用[17]，这至少是符合我们现代人对“家猫”基本职能的期待的。
新王国（公元前1550年-公元前1069年）以后，猫的形象在艺术作品中表现得越来越多，展现的形貌也越发丰富多样起来。我们仍不时看到传统的渔猎场景中出现猫的身影，但是它们的宅野属性却常常很难判断。比如新王国第十八王朝时期底比斯西岸的一处彩绘壁画墓中，描绘了墓主人门纳（Menna）偕家人乘小舟在开满纸草花的沼丛中捕鱼打鸟的场景（图9）。整幅画面从结构到细节，都延续了中王国渔猎场景的范式。与洪努霍太普二世墓中一样，门纳墓捕鱼图侧的沼丛中同样出现了一只猫（图10），只是这只猫所处位置距离墓主人的小船更近，且以背对墓主人的姿态正悄悄接近沼丛中的几窝鸟蛋，从图像心理学的角度观察，猫与人的物理距离和心理距离显然都比前期更为紧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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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门纳渔猎图
彩绘复制品，原作出自底比斯西岸门纳墓
（TT69），新王国第18王朝图特摩斯四世-阿蒙霍特普三世统治时期（约公元前1400年-公元前1352年）；此复制品由Nina de Garis Davies绘制于1924年
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馆藏号30.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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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门纳渔猎图（原作细部）
猫身下的纸莎草花丛中还有一只埃及獴（ichneumon）
真正在猫与人的关系刻画中体现出突破性进展的，要属大名鼎鼎的内巴蒙捕禽图（图11）。内巴蒙（Nebamun）生活在十八王朝中期（约公元前1350年前后），是底比斯（Thebes）的一位“书吏与记粮官”，算是个地方中层官吏[18]。他的墓位于底比斯西岸（具体方位已佚），1820年被一位希腊探险者偶然发现；后者将墙面装饰的壁画分片凿下，其中主要部分被大英博物馆收购。内巴蒙墓室壁画包括花园、宴饮、捕禽、牧牛、放鹅等共十一个著名场景，题材丰富，技巧精湛，在现存于世的埃及壁画中属于不可多得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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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内巴蒙捕禽图
出自底比斯西岸内巴蒙墓（TTE2）
新王国第18王朝（约公元前1350年前后）
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藏（馆藏号EA37977）
内巴蒙捕禽图描绘了内巴蒙和他的妻儿乘小舟在沼丛间捕鸟的场景，亦属埃及墓葬装饰中传统的渔猎母题的延续。猫的形象（图12）在画面中心人物内巴蒙身前，皮色棕黄，带虎皮横纹。小舟荡过沼丛，各色禽鸟齐飞。猫儿置身于小舟之上，正扬起头，飞身跳跃间前后足各擒住一只雀儿，口中还衔得一羽鸟翅，惊起身侧彩蝶翩翩；它目光上扬，昂然有得意之色，似在求寻主人的赞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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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内巴蒙捕禽图细部
如果和中王国洪努霍太普二世墓渔猎场景中的猫（图5、6）做个对比，内巴蒙捕禽图中的猫至少有三点突出的不同之处，显示了新王国时期埃及人与猫在驯养关系上的推进：其一，在形象塑造上，内巴蒙壁画中的猫完全放弃了之前刻板的“𓃠”型范式，形体呈S型打开，姿态自然舒展，又轻盈跳脱；同时，猫身上几乎已看不到“野猫”的凶悍之势，却也全无“家猫”的依人之举，神态温和灵动，又恣意狡黠。
其二，在空间站位上，相比于中王国时期偏栖沼丛一隅，与人全无互动的冷脸猫，内巴蒙捕禽图中的猫已完全跃入画面中心。它置身舟内、处在主人公内巴蒙的正前方；猫的姿态、眼神等身体语言全面指向主人的同时，也与内巴蒙身后的妻子，腿间的女儿，形成一个环绕呼应式的布局——这是一个典型完满的“家庭空间”，与舟外和谐的“自然空间”两相交融，构成埃及人理想中秩序井然的世界，也成为他们来世期许中的象征性图景。从中王国到新王国，渔猎画面里的猫从小舟之外的“林间”，移步于小舟之内的“人间”，表明猫在此时已经完全走进、并真正融入了人的生活。
其三，在角色功能上，内巴蒙捕禽图中的猫，在进入“人的世界”同时，业已被埃及人纳入其图像象征体系中，使其发挥积极作用。渔猎场景代表了埃及人对和谐世界秩序的想象与建构；捕鱼打鸟的画面是对来世富足生活的向往，也是对秩序战胜混乱的期待。猫在这样的场景中，是人嬉戏的伴侣，也是破乱的助力，在生活与信仰两端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秩序守护者”的象征性职能。联系墓葬壁画的原境，特别是考虑到猫在《亡灵书》中斩妖除恶的作用，画面中猫的象征性语意就更为凸显。值得一提的是，大英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在勘测此壁画颜料用色时发现，猫的眼睛部分有金箔镶嵌残留，在整幅壁画中属唯一一处[19]。此做法的用意，除了使得画面中的猫眼更富栩栩如生的光彩外，也有可能提示出猫与日神相关的神圣属性。
就以上三点图像语言的表达来看，内巴蒙捕禽图中的猫毫无疑问已介入了人的家庭关系与世俗生活，被视为“家猫”应是当之无愧的。而“家猫捕禽”这样有趣又有爱的画面，能够被古埃及画工以独到的眼光、精湛的技艺捉于笔端，落于墙表，并在封存三千余年后跳脱于世，本就是人类艺术史上的一大幸事。在灿若繁星的古埃及绘画作品中，内巴蒙捕禽图能够脱颖而出，成为后人所熟知和喜爱的经典之作，也就不足为怪了。
除了户外渔猎场景中频繁现身的猫，新王国时期的艺术作品中， 猫的形象也开始愈来愈多地出现在室内供奉的场景中，并形成一种新的创作题材流行开来。这些被养在家宅之内的猫，以前所未有的亲密程度与人接触，呈现出准确无误的“宠物”特质，可以任由主人弄于膝头，藏于座下（图13），并由主人专门供应餐饭，修饰打扮。猫的存在是如此为埃及人所喜闻乐见，以至于生前死后都希望有它们的陪伴，“椅下猫”成为上至王室贵族，下到平民百姓墓室装饰中反复重现的图像母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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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伊普伊（Ipuy）与妻子受供图中，在主人椅下与膝头的猫
出自底比斯西岸伊普伊墓（TT 217）
新王国第19王朝，拉美西斯二世在位时期（公元前1279年-公元前1213年）
诺曼·德·加里斯·戴维斯（Norman de Garis Davies）摹，摹本现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馆藏号DT10890）
回顾古王国到新王国艺术中的猫，从一开始的一个存在性的符号，到后来与人为伴的爱宠，我们能够在零散的材料中清晰无误地找到这千余年的时间里，埃及猫一步步走近、再走进人的生活，并最终登堂入室，和人类开始“同居时代”的线索。这是一个堪称漫长的“驯养”过程，在生物学上，此过程一般以物种的最终“驯化”为结果，且须以基因线索为证据——而埃及猫究竟何时完成驯化的？这至今还是一个有很大争议空间的问题，有学者猜测新王国以后埃及的家猫已经大部分驯化完毕，也有学者认为驯化进程直到第21王朝以后才真正完成[20]。
在我看来，埃及猫驯化的时间点之所以难断，究其根本，在于埃及人从未将猫的驯化作为驯养它们的终极。换句话说，埃及人养猫，从一开始就不是以驯化为目标的；而反过来，猫之所以可以被人养，也不是以驯化为前提的。
首先，从猫的方面来说，在所有被人驯养的动物之中，猫是最特别的。近期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发表的一篇关于猫的DNA比较研究表明，所谓“家猫”，在基因组成方面和“野猫”的差异其实微乎其微。也就是说人在驯养猫的过程中，几乎不需要参与其后代繁育来帮助它们作出基因上的改变，只需要配合其饮食和生活方式的调整。这样看来，家猫进化的过程可谓自主选择、自我驯化的结果[21]。而在这个意义上，人和猫的关系，更像是一种契约关系，涉及到人与猫在互惠互爱的前提下，各自生活习性的自主磨合与改变，与婚姻或可一比。
另外，从人的方面来讲，猫本身的野性与灵性一直是埃及人最为喜欢和欣赏的特质，而在驯养猫的过程中非但不着意改变，甚至有意保护这些特质。很多证据表明，埃及人一直到很晚，都还是家猫与野猫参杂混养，他们也并未对两者进行着意区分。直接体现在埃及语里作为动物的猫只有一种称呼，叫做“缪”（mjw，读音miu，象形文字写作𓏇𓇋𓅱𓃠），字面意思就是“喵喵叫的它”，这与拥有多个种类区分性称呼的“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2]。埃及人对猫“野性”的尊重，投射在神话中，就是猫被持续塑造为可以驱邪祟、战恶魔的保护性形象；反映在艺术里，则是始终未放弃将猫“郊野捕手”的一面呈现出来。
是以古代埃及的猫在形象、性格、基因中，自始至终都保持了一些“野性未驯”的因素，即便是新王国以后的艺术中见到的确定无疑的家养猫咪，也往往仍带有点儿警醒桀骜的神色，很难见到它们全然乖顺的模样。这种游走于宅野之间，“可盐可甜”，不倚于人的做派和气质，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埃及猫的独特品貌，一直到后期埃及的艺术中还能够见到。比如收藏于梵蒂冈埃及格里高利博物馆（Museo Gregoriano Egizio, Vatican）的一块大约公元前七世纪的浮雕残片（图14）上面，刻画了一只小猫和两只斑獛在丛野花间觅食捕鸟的场景，显然是从早期渔猎图里分离出来的母题。小猫顺着纸草花藤，悄悄迫近眼前的猎物，嘴角分明带着点儿调皮的笑意（图15）——而它究竟是“家猫”还是“野猫”？恐怕埃及人自己也弄不清楚，还好他们对此并不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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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丛间觅食的猫
底比斯西岸蒙图姆哈特（Montuemhat）墓（TT34）祭庙遗存的浮雕残片
后期埃及第26王朝（约公元前650年）
梵蒂冈博物馆藏（馆藏号MV_22763_0_0）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张薇博士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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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丛间觅食的猫浮雕细部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张薇博士摄
注释：
[1] 刘敦愿先生在《中国古代对于动物天敌关系的认识和在农业上的利用》一文中认为《诗经》中所说的“猫”，并非今日之家猫，而是某种“体型较虎豹为小的猫科动物”。参见刘敦愿：《刘敦愿文集》（全二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二卷第740页。
[2] Carlos A. Driscoll, et al., "The Near Eastern Origin of Cat Domestication", Science, Vol. 317, No. 5837, 2007, pp. 519-523.
[3] 其实就在十几年前，这个事实判断句的后面还不需要添上“之一”两个字，但是近年来随着考古发掘和古生物基因学研究的推进，科学家们在塞浦路斯（Cyprus）的一个新石器时代的村庄里发现了距今9500年的人猫合葬墓，于是将人类开始驯养猫的可能起点进一步向前推进，也给埃及人“最早驯养猫的民族”这一头衔增添了可以商榷的余地。
J. D. Vigne et al., "Early Taming of the Cat in Cyprus", Science, Vol. 304, No. 5668, 2004, p. 259.
[4] V. Linseele, W. Van Neer, and S. Hendrickx, "Evidence for Early Cat Taming in Egypt",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Vol. 34, No. 12, 2007, pp. 2081-2090.作者认为相较于新石器时代的塞浦路斯（公元前7500年）发现的考古证据，上埃及的希拉孔波利斯（Hierakonpolis）的一个前王朝墓葬中发现的小型猫科动物，从骨骼检测推断其被埋葬前已被圈养至少4周至6周，因而作为早期人类驯化猫的证据可能更令人信服。
[5] Jennifer D. Kurushima et al., "Cats of the Pharaohs: Genetic Comparison of Egyptian Cat Mummies to Their Feline Contemporaries",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Vol. 39, No. 10, 2012, pp. 3217-3223.
[6] 刘敦愿先生在《中国古代对于动物天敌关系的认识和在农业上的利用》一文中颇为细致地梳理了中国古代以猫执鼠护苗的传统，并提到《礼记·郊特牲》记载的腊日“迎猫”之礼，不过刘先生认为此处“猫”应指的是“体型较虎豹为小的猫科动物”；在《含义复杂的中国古代虎崇拜》一文中，他进一步提出《礼记》中的“猫”也许对应的是“今天的猞猁”。参见同注[1]，第一卷第188页，第二卷第740页。
[7] J. F. Nunn, Ancient Egyptian Medicine,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1996, p. 107.
[8] Richard H. Wilkinson, Reading Egyptian Art: A Hieroglyphic Guide to Ancient Egyptian Painting and Sculpture,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92, pp. 198-199.
[9] Jaromír Málek, The Cat in Ancient Egypt,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for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993, pp. 45-47.
[10] Boettger, C. R. (1958). Die Haustiere Afrikas: ihre Herkunft, Bedeutung und Aussichten bei der weiteren wirtschaftlichen Erschliessung des Kontinents. Jena: VEB Gustav Fischer Verlag. V. Linseele, W. Van Neer, and S. Hendrickx, "Evidence for Early Cat Taming in Egypt", p. 2081.
[11] Dorothea Arnold, "An Egyptian Bestiary",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Bulletin, Vol. 52, No. 4, 1995, pp. 20-21, Fig. "17. Wildcat".
[12] Ibid.
[13] 马莱克认为尽管此猫在体态上与非洲野猫更接近，但是从其所处的沼泽地貌来看，这也有可能是埃及原生的另一个野猫品种，即“沼泽丛林猫”（Felis chaus）。Jaromír Málek, The Cat in Ancient Egypt, p. 41.
[14] 关于洪努霍太普墓中捕鱼场景的具体分析，参见Janice Kamrin, The Cosmos of Khnumhotep Ii at Beni Hasan, New York: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99, pp. 110-115.
[15] Rainer Hannig, Die Sprache Der Pharaonen: Grosses Handwörterbuch Ägyptisch-Deutsch (2800-950V. Chr.), Kulturgeschichte Der Antiken Welt, Mainz: Philipp von Zabern, 1995, p. 343.
[16] 此外注意图中“猫”与“鼠”这两个象形文字的读序，亦与各自标注的动物的朝向一致，也就是说连文字榜题都是“猫鼠对峙”的格局。
[17] 另外，此处或可作为猫、鼠与人关系旁证的是，猫下方有
[18] R. B. Parkinson, The Painted Tomb-Chapel of Nebamun, Masterpieces of Ancient Egyptian Art in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2008, p. 39.
[19] Andrew Middleton et al., The Nebamun Wall Paintings: Conservation, Scientific Analysis and Display at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Archetype Publication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British Museum, 2008, p. 38.
[20] 关于猫的“驯化史”，另可参考James A. Serpell, "Domestication and History of the Cat", in The Domestic Cat: The Biology of Its Behaviour, ed. Dennis C. Turner and P. P. G. Bate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177-192.
[21] 参见网址https://www.nationalgeographic.com/news/2017/06/domesticated-cats-dna-genetics-pets- science/。
[22] Jaromír Málek, The Cat in Ancient Egypt, pp. 25-26.